人間有愛？——從台南鄭姓婦人車手案探析貧困結構、法律責任與社會救濟
作者：李明諭 律師（政諭法律事務所）

壹、當生存成為罪，法律能否仍有愛？


台南，一位鄭姓婦人為了照顧七個孫子，其中一位身心障礙，加入詐騙集團擔任車手。她領取三萬元報酬，在超商取款時遭警方逮捕。
一審法院依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判處十月徒刑；二審維持原刑，但宣告緩刑五年，理由是被告「為家計困頓所迫，非出於惡意」。
這起案件在網路上激起巨大共鳴。本案相關新聞報導可參見： TVBS新聞｜台南鄭姓婦人車手案（報導連結）
有人譏諷：「窮不是犯罪理由。」
也有人反問：「那她除了當車手，還能怎麼活？」
於是，一個更深的問題浮現——當生計無路，犯罪是否仍該被全然歸咎於個人？
本論文試圖透過法律責任、社會結構與比較法視角，追問法律在懲罰與同情之間，是否還能有一絲「人間的愛」。

貳、事實與法律責任：在詐騙鏈條中的末端人物


一、車手的法律定位
依刑法第339條第1項：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罰金。」
若行為人明知他人從事詐騙而協助提領、轉交贓款者，依第30條、第29條，成立幫助犯或共同正犯。
實務上最高法院判決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64號）即指出：「車手係詐欺犯罪不可或缺之環節，縱非主謀，仍應與正犯負同等刑責。」
在本案中，鄭婦自承「知道對方可能是詐騙集團」，卻仍取款三萬元。其行為已符合「明知他人犯罪而為之協助」之要件。
法院因此認定罪責成立，量刑十月徒刑。

參、從法律邏輯看憐憫的邊界


一、緩刑的法律依據
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：「行為人犯最重本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者，若情狀可憫恕，有改過之望，得宣告緩刑。」
法院因此在本案中認定：
1. 被告坦承犯行，態度良好；
2. 犯罪動機為生計困境；
3. 家中有身障孫需照顧；
4. 非犯罪集團成員；
據此宣告緩刑五年。
法官在理由中寫下：「本院深表同情，但依法不得不然。」
這句話正是台灣刑事司法的人性邊界——法律能理解貧困，卻無法赦免它。

肆、比較法視角：德國與日本的制度回應


一、德國：貧困犯罪與比例正義
　　德國刑法體系自1970年代以降強調「行為人本位刑法」（Täterorientiertes Strafrecht），量刑時需考量被告的社會背景、經濟條件與改過可能性。
　　德國刑法第46條第2項規定：「量刑時，應考量行為動機、行為目的及行為人之狀況。」
　　德國學者 Claus Roxin 指出：「在社會結構使人陷於無選擇時，刑罰的預防功能便失靈。」（見 Roxin,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, Band I, 5. Auflage, 2020, §10 Rn. 12）
　　德國日罰制度（Tagessätze）亦反映「能力支付」原則：罰金依被告日收入比例計算，確保貧者不受過度懲罰。
　　依德國刑法第40條：「罰金數額按日計算，每日至少1歐元，最多三萬歐元。」
　　此制度體現了「刑罰的社會比例原則」（Soziale Verhältnismäßigkeit），承認貧困者在犯罪結構中的弱勢位置。
二、日本：黑暗兼職與被誘犯罪
　　日本近年出現「闇バイト」（yami-baito，黑暗兼職）現象——詐騙集團以「高薪現金工作」招募車手。
　　日本警察廳警告：「闇バイトは犯罪の入口である（黑暗兼職是犯罪的入口）」
　　（出處：警視廳官方網站Shady Part-time Job英譯版，2023年）。
　　日本刑法雖同樣懲罰車手行為（刑法第246條詐欺罪），但在量刑與緩刑上高度依賴「再犯可能性」與「社會復歸支持」。
　　法務省統計顯示，日本二年以下刑期案件緩刑率約72%，法院普遍考量被告生活困境與就業情況（UNAFEI Report No.111, Treatment of Offenders in Japan, 2021）。
　　此外，日本保護司制度（更生保護官）會主動協助緩刑者再就業，避免其重返犯罪鏈。
　　德日兩國因此在實務上皆強調：「刑法之外，還需社會政策支撐。」

伍、台灣現況：懲罰的自動化與救濟的缺席


台灣的車手案件大量氾濫，法院往往形成判刑自動化：
「明知協助詐欺 → 十月徒刑 → 可緩刑」。
在這套司法例行公事裡，「貧窮」既是動機、又成罪。
但若我們回到比例原則，刑法第57條明言：「量刑時，應斟酌行為人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行為後態度、生活狀況等一切情形。」
法律早已賦予法官權力去理解「人」。問題是，我們的制度是否給了法官足夠的時間與資源去理解？
在此情境下，律師的角色便不僅是辯護，而是補上制度的遺憾——為那些被社會忽略的理由發聲。

陸、結語：如果人間有愛，法律也該學會溫柔


當一個七十歲的祖母在超商領出三萬元，換來十月徒刑與五年緩刑，她不是詐騙集團的幕後黑手，而是整個結構的犧牲品。
法律的任務不是赦免，而是理解。
正如德國學者 Günther Jakobs 所言：「刑罰的目的，不只是對錯的宣示，更是社會回歸的可能。」（Jakobs, Strafrechtssystem und soziale Kontrolle, 2002）
我們當然不能容忍詐騙，但也不能讓貧困變成唯一的罪。
真正的法治，應該讓人即使在失敗中，也不失其尊嚴。
如果人間有情，不教人苦難；
如果人間有愛，法律也該陪伴。

【關於政諭法律事務所】

政諭法律事務所長期關注刑事司法、弱勢結構與制度性風險，實務上除提供個案辯護外，亦嘗試透過公開書寫與制度分析，補足法律在政策與救濟之間的空白。

我們相信，法律的專業不僅存在於法庭之內，也應在公共討論中被反覆檢驗——當制度無法即時伸手時，至少不讓當事人被簡化為「可被快速定罪的角色」。

📌聲明：本文經本所主持律師李明諭律師授權登載，內容僅供一般法律知識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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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/1/19